產業轉移與優勢轉換

作者: admin 2016-09-20 09:08 來源:東莞經濟 “飛地經濟”

將要素獲取視為“逐水草而居”似無不可,長期處于要素驅動發展的東莞,對這點并不陌生。

 東莞經濟網訊  導語 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鄧寧認為,市場尋求、優勢體現、戰略布局和要素獲取是企業對外投資的四大動機。


 其中,將要素獲取視為“逐水草而居”似無不可,長期處于要素驅動發展的東莞,對這點并不陌生。因為部分產業或企業“逐水草而居”,追求更低的成本,是無可厚非之事。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富士康:從我國臺灣到廣東、江蘇等沿海地區,再到河南、山西、重慶等內陸省份,繼而在越南辦廠,又決定于印度投建容納百萬人的生產基地,人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始終是富士康不得不考慮的頭等因素。


 產業轉承與空間騰挪 

                   

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向外“借”地,已然成為一種有效并被廣泛采用的途徑之一。尤其是制造業發達、對土地和人工等成本的變動相對敏感的廣東、江蘇兩省,均不約而同地通過飛地模式推動勞動密集型和高耗能、高污染等產業的轉移,并為新興產業騰地。


 有趣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東莞,成為港、臺為主的外資企業的“飛地”,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經濟騰飛。

 

時移世易,到了新世紀初伊始,東莞也到了產業轉型升級的關口,并且搖身一變,從產業“飛入地”轉變為“飛出地”,并在轉型需求推動下,不斷嘗試尋找“飛地”,積極探索切合東莞客觀現實的飛地經濟模式。


 2000年,囿于用地緊張,當時的莞城街道向兄弟鎮街東城街道購買了1000畝山地,用于建造工業園區。經過10多年的發展,這塊莞城的“飛地”,現已是年產值百億級的產業園,這就是現在的莞城科技園。

                      

 莞城科技園是東莞以鎮街為主題,在本區域內自發探索飛地模式的一個較早的案例。


 與之異曲同工的是,不少松山湖的大型企業與產業相對欠發達的周邊鎮街形成一種小區域的“飛地經濟”模式:總部入駐松山湖,制造基地放在大朗、寮步、大嶺山等周邊鎮街,既享受松山湖優越的政策服務,又有效利用了周邊鎮街相對低廉的土地、人力等成本。


 近年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東莞往外尋找“飛地”的壓力和迫切性與日俱增。


 在飛地模式的探索上,形成了政府引導和企業自發兩種形式,前者主要起源于國家“對口幫扶”政策;企業自發的產業轉移,即異地辦廠,如赴內陸省份辦廠早已是習以為常之事,另有不少莞企赴海外辦廠,其中包括唯美、華堅等龍頭企業。


 今天的東莞,無論是部分企業自主轉移,或是政府下意識引導,產業轉移的進程只會越來越快——從微觀看,企業需尋找更低的成本;宏觀上,新興產業的成長、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需要部分傳統產業的“騰地”,這也是“騰籠換鳥”戰略的出發點之一。


 從東莞的客觀現實出發,和企業自主轉移相比,政府主導的有規劃、成批次的產業轉移,有其一定優勢。


 產業梯度轉移成趨勢 


90年代中,國家出臺對口幫扶政策,以沿海發達省市、計劃單列市(如深圳)對口幫扶內陸欠發達省、自治區,借此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對口幫扶的原則為“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長期合作、共同發展”。


進入20世紀以來,部分發達省市積極創新對口幫扶形式,以平衡區域發展為目的,以共建產業園為手段,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飛地經濟”模式。

                               

 例如,廣東以珠三角發達市對口幫扶粵東、粵西、粵北非珠地區,江蘇則大力施行“南北共建”政策,以蘇南發達5市對接蘇北欠發達5市,兩省均取得了較大成果,也在不斷摸索中積攢了不少經驗。


 因對口幫扶形成的“飛地經濟”模式,不僅僅能實現平衡區域協調發展的初衷,更能實現產業“飛入地”與“飛出地”的優勢互補、互惠互利,而非純粹由發達區域對落后地區進行“扶貧”和“輸血”。

 

首先,對產業飛出地而言,迫切需要將部分產業轉移出去,在幫助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的同時,將其企業總部留下來;


 對產業飛入地而言,經濟發展滯后,與對口城市共建產業產業園,可謂一舉多得:批量引入企業、增加財政收入、解決就業的同時,還可引入先進管理理念,并借此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帶動區域經濟的騰飛。兩者需求的統一,奠定了互惠互利的基礎。


 其次,配套政策的支持。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為產業轉移掃清了不少障礙,并有財政支持,如《廣東省省級產業園擴能增效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省產業園即“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及享受省產業轉移政策的園區”)即擬定了系列支持方案,如對示范性產業轉移園給予1.5億元扶持資金,其他產業轉移園每個給予1億元,另對不同區域的產業轉移園每年予以一定數額的補貼。


 再者,相對于個別企業單打獨斗在異地辦廠,企業在政府引導下抱團投資,可降低各項成本。


 兩地政府建立起的“長期合作”的有效溝通機制,企業在異地投資辦廠的成本降低了,效率則大大提高。共建產業轉移園,還能憑借政府信用優勢,引導民間資本的投入。


 更進一步,雙方成立實體開發公司進行集中規劃、建設運營,將可實現園區的企業化管理,加快園區的規范化運作,并助推企業實現產能的穩步轉移、提升。


 東莞不僅產業發達,而且產業集群化程度高。因此,在異地建立產業轉移園,除了具有迫切性,還具有更高的可行性。


 過去10年,在政策支持,以及自身需求的助推下,東莞市、鎮主導建成的產業轉移園了不低于10個,其中,較知名且較有代表性的有東莞(韶關)產業轉移園、東莞(惠州)產業轉移園、東莞石碣(興寧)產業轉移園等。


 近年來,盡管東莞孜孜不倦地尋找“飛地”,并以對口幫扶形式與產業“飛入地”共建產業轉移園,但依舊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如兩地政府投入比和利益(主要為稅收)分成、產業園市場化運作、管理機構權限等系列難題。


 亟待“標準化” 


蘇州工業園是關于國內“飛地經濟”模式的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樣本。如果說,東莞建設的系列產業轉移園是市級層面的合作,那么,始建于1994年的蘇州工業園則是國家層面的合作,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際合作項目。


 其規格之高,在國內各類產業園中可謂首屈一指。更高的規格和管理權限,意味著其能更好地引進新加坡的先進經驗,創新管理模式。 


【蘇州工業園的“飛地”經驗】 

                  

作為中新合作的項目,中方全權負責蘇州工業園的行政管理,雙方合資成立的中新蘇州工業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新股權占比分別為35%、65%,2001年后調整為65%、35%,下文稱“中新集團”)負責園區成片開發。


 經國務院批準,蘇州工業園區可自主、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公共管理經驗。因此,在蘇州工業園成立20多年過程中,經濟發展取得的重大成果尚在其次,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引進并創新了超前的發展理念和管理模式。蘇州工業園區黨工委書記王翔把蘇州工業園的經驗總結為3點:


 第一,規劃先行,一張規劃圖用了20年。蘇州工業園從立項至今,20多年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唯一不變的是規劃,始終“一張藍圖用到底”,如兩國專家制定的環境規劃,超前地將功能分區、項目分類、集中控制、雨污分流、清潔能源、綠化走廊等原則全面納入總規和詳規。 


蘇州工業園展示館里的兩張圖生動說明了這點:一張是蘇州工業園建設之前,規劃專家手繪的鳥瞰圖,另一張是建園20年后同一位置拍攝的實景照片,兩張圖高度吻合。 


第二,善用“外資”,實現“飛地”崛起。作為一塊“飛地”,蘇州工業園吸引的外資令人咋舌,截止2015年,累計吸引外資項目5550個,有近百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園區內投資,全區實際利用外資達283億美元。


 第三,既是園區,更是一座城。蘇州工業園不僅引進企業管理模式,更注重引進乃至創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現已從初期的企業管理升華到城市管理,園區建設亦升華至城市建設。

                       

如今的蘇州工業園,不僅僅是宜商的產業園區,更是278平方公里的現代化宜居新城。


 當前的東莞,正在積極尋找“飛地”進行產業轉移。然而,尋找“飛地”容易,建設“飛地”難。對東莞來說,蘇州工業園的規劃先行,淡馬錫式的國資國企市場化管理,均有重要的借鑒乃至警示意義。


 首先,規劃、制度建設?!帮w地”的開發,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配套設施、管理制度的完善,水、電、交通等基礎設施鋪設,乃至醫療、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建設,這離不開高度專業的科學規劃,和蘇州工業園一張規劃圖用了20年相比,部分產業園規劃的朝令夕改,不僅浪費了資源,更影響了其長遠、可持續發展。


 此外,蘇州工業園積極引進公共管理經驗,更是在制度上為園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其次,市場化管理。蘇州工業園管委會主任、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楊知評認為,國資在蘇州工業園發展歷程中扮演了開路先鋒和主力軍角色,“是借鑒、創新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淡馬錫經驗的結果?!?nbsp;


其創新之處包括創造性地設立了行使園區國有資產控股發展有限公司董監事會全責的投資決策、審計、薪酬三個專業委員會,推動了國資在園區開發中的市場化運作。據了解,為更好地利用、發揮資本力量,中新集團已提交了上市申請。


 再者,利益分配。產業“飛出地”和“飛入地”之間的潛在矛盾,除了管理權限、土地權屬等問題之外,更多體現在利益分配上(主要體現為稅收和GDP如何分成)。


 作為國際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經中新兩國領導人鄧小平、李光耀親自推動,雙方政府多番協調,才得以正式啟動。


 在分蛋糕上,各地的探索既有教訓,也不乏有價值的經驗。


 在蘇南、蘇北對口幫扶中,江蘇省最初明確要求十年不分紅,收益全部留在當地和園區:對口幫扶產業園企業繳納的稅收按屬地原則征收。


 此政策讓產業“飛出地”蘇南多有不滿,數度提出利益分享訴求。廣東采取的是另一種做法,對口城市在合作協議中,明確了GDP和稅收分成,如順德(英德)產業園的GDP等統計數據原則上按5:5分成,佛山(云?。﹦t為3.5:6.5。相較之下,市級政府具有較大的協調空間。

                

 可見,東莞在異地建設“飛地”,需要著重探討與產業“飛入地”的蛋糕分配問題。毫無疑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飛地模式中實現產業“飛出地”和產業“飛入地”互惠互利、共同發展,以及調動兩地合作積極性的前提。

0
1

條評論

0/300
發布

最新評論

加載更多
浙江十一选五开奖2018